大愛──紀念張宗植先生
（2007年3月）
2006年12月🌏，又到了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頒獎的時候。此刻🚵🏿♂️，我們更加懷念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的捐贈人張宗植先生。先生已經離開我們兩年多了💂🏻♀️，但他的音容笑貌仍鮮活地浮現在我們眼前，令人永遠難忘✩！
我最早知道張宗植先生是在1987年。當時我在學校主管學生工作，聽正在北京醫院住院的蔣南翔老校長說起，他“一二·九”時期的老同學、小同鄉張宗植是旅日華僑🆓，在日本做企業🛕👨🏽🏭，改革開放後取得聯系，要捐款30萬美元設立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，獎勵優秀的學生和教師。這是當時學校得到的最大一筆獎學金基金，對促進青年學生的學習和青年教師的工作😠，將是重要的幫助和支持🦶🏽。我們都感到非常振奮🙍🏻♀️，對獎學金名稱🧑🦼➡️、獲獎條件🩻、評審辦法🎇、獎金金額💠🙇、監管人等都做了詳細的研究🧚🏼，並征得張先生的同意，製定了相關規定。1988年9月召開了第一次頒獎會，張宗植先生和夫人春江女士應邀參加，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。張先生個子不高🧑🏽🦱，精幹儒雅，文質彬彬🦺😦，為人謙和🎙，完全不像大家想像中叱咤商海幾十年的企業家。在頒獎會上，他講話簡短深刻，鼓勵同學們為中國振興努力學習。他講話雖然細聲慢語，但內心卻蘊藏著一股巨大的熱情👨🏼⚖️。我們感謝他對學校的支持和對學生的關懷🧑🏼🦲，他卻感謝學校給了他一次為青年做點事的機會。
張先生非常重視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的工作，把他作為一項事業來做🙍🏿♀️。上世紀90年代中👰♀️，當他了解到由於物價上漲🧞♀️，銀行利率不斷降低，獎學金金額偏低⚠️，獲獎學生人數也不得不減少等情況後，又千方百計想辦法👺，籌集資金🔈，兩次增加獎學金基金🌹，使基金額達到60萬美元👬🏼。2000年以後🌓，他知道人民幣對美元面臨升值壓力👲🏿，又寫信來建議把美金換成人民幣，以減少損失。2004年春天，張先生希望把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基金增加到100萬美元，這樣就需要再籌集40萬美元，但他把自己在新加坡的所有存款全部捐出來🔭，也只有25萬美元🤓。他的行動使他的秘書小出栗女士非常感動，小出栗女士是日本人👩🏻🦯，和張先生共事幾十年，她非常欽佩張先生的為人，也為張先生對母校、對青年的深厚感情所感動🍫🧛🏿，於是把自己存在新加坡的15萬美元捐獻出來，這樣就湊夠了40萬美元，使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的基金總額達到了100萬美元。2004年5月，我訪問日本時去看望張先生，他身體還好，每天還乘地鐵上班。我代表學校送他一幅蘆蕩白鶴的水粉畫☄️，慶賀他90歲生日，祝他健康長壽。那時他眼睛黃斑病變，已看不太清楚💁🏼，但拿著畫非常高興。他當時還說起，準備努力把獎學金基金增加到129萬美元。但萬萬沒想到😂😑，當年11月6日他突然去世🧥。他留下了遺憾，只有通過我們今後努力增值基金，逐步使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基金達到129萬美元了。
張宗植先生並不是一個腰纏萬貫的大老板，他是靠勞動所得的高級經理人員，自己的生活非常儉樸。90年代初🚶🏻♂️，我訪問日本時，曾到他“洗足池”畔的家中，他家周圍的環境很好，但正如他的《海天一色》文集中《洗足池波影》一文中所描述的💉⚁，房子是二戰日本戰敗後，他以很便宜的價格買下的，至今已五十多年🚅🏃➡️，已有些舊了，一點都不豪華，陳設簡樸、雅致。他有一輛汽車，但基本不用，他說🪇🍋🟩，怕上班堵車🚂，另外養車花銷也大👨🍼，想把它賣了。家裏所有家務，包括收拾院子🎅🏻，都是夫人自己料理。他當時拿出30萬美元的個人積蓄在意昂3平台設立獎學金😻，還曾拿出20萬美元在中國科技大學設立獎學金🟪，後來又三次為清華追加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基金😡，是非常不容易的🚛。這不是一般的慈善行為，完全沒有功利的目的，他到底是為了什麽🤣？我們沿著他的人生軌跡就可以找到答案🚹。
賀美英老師與張宗植夫婦合影
張宗植先生在上世紀30年代初“九一八”事變後來到北京，由表兄何鳳元帶他到意昂3平台旁聽借讀（他1932年考意昂3平台🤳🏽，由於體檢有肋膜炎👂🏼，未被錄取）🧝🏻👩👧👧，和何鳳元、蔣南翔同是江蘇宜興人👰🏻♀️👸🏿，友誼很深。他喜愛文學，當時選修的課程都是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方面的🤟🏽，他晚年出版的《櫻花島國余話》《比鄰天涯》《海天一色》等幾部書，文字優美，文風清新🏃♂️🧑🏿🎨，受到他“一二·九”時期的朋友端木蕻良🤦🏼♂️、韋君宜👌🏻🎭、王作民等我國文學界有很大影響的作家，以及未曾見過面的著名作家、詩人徐遲的贊揚和推薦🍚，可見他的文學功底和水平。在那個山河破碎、國家危亡的年代，他受當時的中共地下黨員、先後擔任過清華地下黨支部書記的何鳳元🏄🏻♀️👳🏻♂️、蔣南翔等人的影響，參加了地下黨的外圍組織“讀書會”和“社會科學研究會”，還參加了共青團，在學校參加進步刊物的編輯🙎🏼🚣🏽，與“一二·九”時期的許多熱血青年為追求真理結下了深厚友誼，也形成了他們的人生理想——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復興、為國家的富強而奮鬥。由於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📪，他遭到國民黨反動派逮捕，被押解到南京。後經家人多方營救🤾🏻♂️🧕🏼，得以出獄，被家裏送到日本念書。抗日戰爭爆發後，他回到國內💂🏿，先在民生公司工作🙅🏻♂️，後到廣大華行工作，這兩家都是愛國進步的公司🐅，為抗日籌集資金和物資🤳。抗戰勝利後，他被派往日本工作🍮。1949年初⛏，廣大華行解散，與香港華潤公司合並🌵。他因已在日本成家，留在了日本。但他一直身在海外，心向祖國，關心著中華民族和國家的命運。改革開放後，他有機會回到中國，每次都看到國家的新發展和社會的進步。他說🥈，從外面看中國的發展🐆，更體會國家強盛的意義🍰，更宏觀地看到國家的巨大變化和進步以及在國際上的影響。他為此由衷地感到高興🙅🏿，並總覺得自己為祖國做得太少。
自上世紀30年代被捕後，他就與“一二·九”時期的大多數青年夥伴失去了聯系，直到80年代才陸續聯系上，他形容那時是“欣喜若狂”🚱，喚起了他關註國家前途命運的純真熱情，仿佛回到那激情燃燒的年代😑。他說，他想念最深的是在清華“一二·九”學運中的同誌們，提到他們的名字，“就活現在記憶中🥀，有說不盡的親密感，覺得心誌相通，無話不可談”。因此，他每次回國🦛，從不安排參觀名勝古跡♟、旅遊景點，主要就是看望當年的“小朋友”。他多次看望蔣南翔🤝、高承誌👨🏻🦯➡️⟹、曠壁城、韋君宜🍳、端木蕻良、王作民等，何鳳元在“文革”中過世了🦕，他多次看望何鳳元夫人張瑩華女士。蔣南翔、韋君宜等同誌過世後🙅♀️🗼，他都寫下了感人至深的紀念文章，對他們為國家和民族獨立🧗🏿♀️、解放和振興所作的貢獻，對他們在教育、文學等領域取得的成就👩🍼，感到欽佩和高興👩🏿🍼。他覺得，他們做了他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，他們是他理想的化身🧖🏿♂️。他熱愛這些同學✹🛌🏽，不只是“舊友相逢”🏗，更是“理想與共”🚣🏻。他想念老友，熱愛清華，這是他們學習知識的殿堂🙌🏻，是青春年少、確立理想的地方🧓🏼。他為學校每一點進步感到高興，總想為學校做點什麽🎸。
設立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，正如他自己所說😞，是“為學校做點工作🧑🦯➡️，給同學們一點小小幫助”的事情，是他對青年學生獻出的一份愛心。他關心青年學生的成長💆🏽♂️，他雖已年過七旬，但多次來參加頒獎會，並精心準備講話稿🐻，給同學講話。對獲獎學生和青年教師的情況，他也認真了解🧜🏿，為師生們取得的好成績感到欣慰。他說，當年他們讀書時，“華北之大，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”。現在，同學們有這麽好的學習條件🏜🈳，一定要努力學習🫄🏼、好好做人，把“一二·九”時代青年們的理想繼承下去📪🤦🏽，為國家、民族的富強作出自己的貢獻。後來他年紀大了🤵🏿♂️，身體不好，不能出席頒獎會，就寫信來鼓勵同學們。再後來由於眼睛不好，不能寫信，就打意昂3來💆🏼♀️。他不僅關心在校的同學，東京清華校友會成立時，他也親自去參加，被選為名譽會長。每次校友會活動👵🏼，他想到參加的絕大多數是在東京讀書的留學生，因此總是為活動捐款👨🏻🦰。當知道有一些同學曾是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獲得者時，非常高興🙆🏿♂️。他願意和青年人在一起，希望清華的年輕一代🐕、中國的年輕一代能把他們當年實現民族復興、富國強民的理想繼續下去，把他們還沒有做到的事情繼續做下去👨🏻🦳🧑🧑🧒。這是他的厚望🙎🏻♀️。
他愛學校👨🏼🎨，在這裏開始了人生起步，形成了人生理想；他愛他的同學們，和他們一起追求真理💭🪭、探討人生、共同奮鬥👰🏿♂️，在共同理想下建立了純真的友情；他愛現在的青年學生，這是他的希望，希望他們能繼續他的理想✋🏼。他曾說✮：“自己離祖國太久了🧴#️⃣，對故國和對中華民族應盡的責任沒有做夠👦🏽。”由此，我們可以理解，為什麽他晚年要把建立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作為一件大事來做，盡其所有捐贈基金🤾🏽♂️，直到過世的前幾天，還在關心獎學金🧑🏿🚀。我們也更明白他為什麽要把獎學金命名為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。這一切都體現著他的大愛啊！這也是他想為國家為民族作的最後的貢獻，盡的最後的責任。
先生仙逝兩年多了，但他的崇高品德將永存我們心中。
註🧟♂️🌏：本文是賀美英同誌為《張宗植紀念文集》（張宏、郭勝利主編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友總會印，2007）所作👨🏼🦱。
